作者: 畲宪光
今天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五日，我畲家和王家在台湾的家人，聚集于台北市八德路圣若望天主堂，追思一位最值得我们怀念的王老太太沈光霞女士、圣名玛丽亚依搦斯的去世。我深信两家家人，都有着万分的不捨和无限的哀思！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教友、孝顺的女儿、贤慧的妻子、慈祥的母亲、尽职的老师，也是我最好的沈姐姐。
今天在这追思的场合，我想就我和沈姐相识的经过和很多年来的相处，作一个回忆，来与双方家人及朋友们分享。我和沈姐相识于一九三七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的秋天，距今已有七十九年。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河北省宛平县芦沟桥挑起侵华战争，不久上海、南京相继沦陷。由于畲、沈两家的父亲都在当时津浦铁路〈由天津到南京对岸浦口〉任职，基于情势变化太快，又肩负战时军民运输的重任，因此来不及随政府撤退。在紧急的状况下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投奔到安徽省蚌埠市的天主堂避难。难民按性别被安置在不同的中小学教室内，只有男童可随母姐同住一室。这间教室一共住了四家，畲沈两家外，还有孙家（沈姐姨母和表弟孙恩山）及王家母女，因此我认识了大我两岁的沈姐，我们就这样成了患难之交。
当时蚌埠教区的神职人员都是义大利籍，主教、神父、修士全是耶稣会士，姆姆则属义大利乌苏拉修女会。教会那时所办的学校，不论男校、女校、中学、小学，都在当地均颇负盛名。由于德义日同为轴心国，所以日军进入蚌埠时，天主堂就挂起义大利国旗，日军恐教堂掩护我政府的潜伏份子，曾多次进入教堂搜索，幸无所穫，因此难友们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。在避难的日子里，缺乏粮食是常有的事，最惨的时候，每天只喝两次用黄豆粉煮的稀粥，室友们均无怨言，因为知道堂方已经尽力了。但我们的精神食粮则不虞匮乏，尤其和我年龄相仿的少数小男生，总是紧跟着大姐姐与小妹妹们参加弥撒，听神父姆姆们讲圣经故事或练唱圣歌等，因此我们认识了天主，争着要领受洗礼。受洗需经过考评，包括背诵经文及要理问答，最后大家都如愿皈依了天主。
时局稳定后，学校恢復上课，难友们怀着感恩的心离开教堂，但是主日及四大瞻礼（圣诞、復活、耶稣升天及圣神降临节）我们全都回教堂满圣教四规（望弥撒、守大小斋、办告解及奉献）。部分儿童及青少年也顺利进入崇正中小学就读。我在课余时勤背拉丁经文，学习礼仪，清晨不睡懒觉，寒冬不惧风雪，就是为了跟随神父到女堂为姆姆们做弥撒时担任辅祭。这些往事我仍记忆犹新。
一九四零年（民国二十九年）我家南迁到安徽滁县，也进天主教所办的善导小学继续学业。比我大三岁的颇皊姐仍留在蚌埠和沈姐在崇正女中求学，直到初中毕业才返回滁县和我重聚。大陆开放后，沈姐曾返乡和颇皊姐见过面，而沈姐每次到我家，我都拨通电话让两位姐姐叙旧。她们之后就未再相见，颇皊姐也于前年在蚌埠病逝。一九四九年，我和沈姐又因避开国共内战先后来到台湾。感谢天主在一九五九年让我们在公车上重逢，欢愉情景可想而知。从此我经常去探望沈伯伯沈伯母，畅谈往事不堪回首。他们全家人，尤其是沈姐，因我只身在台，所以对我的工作、生活、婚姻关怀备至，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手足情谊。当时沈姐一家八口人住在大直军官外语学校宿舍，我则住在救国团宿舍。当年大直还未修筑河堤，所以每逢颱风一定淹水。回想颱风过后沈姐全家清理泥沙情形真是难以形容。一九六二年我结婚后仍住大直，每逢主日，我们都到大直天主堂望弥撒、恭领圣体，又让我们重温在蚌埠的日子。后来三个孩子相继出生，领洗时的代父、代母当然非王大哥和沈姐莫属了，孩子成长后自然称沈姐为”姑姑”，因为沈姐的子女早就唤我为”舅舅”了。
后来沈伯伯、沈伯母和王大哥相继去世，沈姐也退休迁居石牌，我家也搬到中和南势角。虽然不久之后沈姐就赴美依亲，但我们彼此的往来从未间断，还是常常在台北见面。十多年前，沈姐罹患阿兹海默症，记忆力远不如前，可是见了我仍频频唿唤弟弟，由此可见，我在她心中仍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三年前，我去美国探亲、访友、旅游，曾专程去旧金山探望沈姐。她一见到我便热情地和我拥抱，口中唸着：弟弟，好久不见，近来可好？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和沈姐、树治在一起的时候，树治问母亲：我是谁？她毫不犹豫的答：你是我儿子。树治喜出望外。因为终于获得”正名”。原来母亲平日都唤他”弟弟”。而在她心目中的弟弟的我，目前正在她身旁。回忆往事，我和沈姐因中日战争在大陆相逢，后来又因国共内战在台湾重逢，但愿未来能在天主的国度里再重逢。到那时，不会有战争，也不需要避难了。阿们。
发表于二零一六年 九月 第二九四期 – 沈光霞姊妹纪念专刊, 回到本期目录